走进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的路易·艾黎纪念馆，展览墙上的一幅幅照片带领游客跨进了穿越时空的大门，重温艾黎的一生之路。

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斯普林菲尔德小镇的一个幸福家庭，却在而立之年来到了正处于战乱年代的中国，正式开启了与中国的缘分。在中国的六十年生活中，他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妇女和童工奔走呼号、自愿义赈救灾收养孤儿、兴办医院改变山丹缺医少药的落后局面。他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和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操，诠释了他光辉灿烂的人生价值和熠熠生辉的人道主义精神。

艾黎纪念馆大厅 任思佳/摄

　　少年岁月播种人道主义的“种子”

1897年的12月2日，路易·艾黎诞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平原的一座小镇斯普林菲尔德。家庭是一个孩子成长最重要的环境之一，家庭教育也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艾黎出生的家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气息，为他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笃信社会进步，是个有前瞻性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母亲在结婚前是一个家庭教师，是新西兰早期妇女普选权运动的倡导人之一。父母所具有的济世精神为还处于孩提时期的艾黎在心里种下了人道主义的种子，这颗种子也随着他的长大，渐渐发芽。

1914年7月，一战爆发了，新西兰人被动员起来踊跃参军，年仅18岁的艾黎也不例外，艾黎曾经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伟大的事业为之奋斗，但是战争带来的的惨痛经历令他痛心，也令他醒悟了：真正的事业不应该是破坏，而应该是建设。

美国记者、艾黎的挚友埃德加·斯诺曾评价道：“一个人也许只有在获得了这样的经历（一战）之后，才能开始把他人及其疾苦当作自己每天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你同他长期相处以后，就会从他身上汲取那股出于热爱生命的巨大力量。”这或许道出了艾黎心中这颗人道主义种子迅速发芽的原因，也道出了艾黎在日后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共渡难关，无私奉献的原因。从战场归来后，路易·艾黎开始了读报纸、经营牧场的简单生活，报纸上对于中国战况的报道、对于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的报道引起了艾黎的关注，他心里的人道主义之树开始发芽，让他想要为这个遥远又陌生的国家和当地的人民做出点什么，于是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到中国去！”。

艾黎纪念馆标签墙 任思佳/摄

　　义赈救灾收养孤儿 无私奉献践行人道主义

1927年4月2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不久，即将三十岁的路易·艾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动乱之中。在朋友的帮助下，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谋得一份消防督察的工作。工厂督察长的身份让他有机会走进工厂，走进工人。在那里，他看到了劳工制压榨之下妇女童工的悲惨与不幸，看到了工厂的黑暗与不公，心有大爱的艾黎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童工奔走呼号，在艾黎的努力下，苛刻工厂主接受了改善劳动条件的一些要求，工人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

在中国两年的生活经历让艾黎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随着对中国情况了解的越多，艾黎越发被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所震撼，艾黎心中的那颗人道主义之树也在迅速成长，他深深同情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尽自己所能扶弱济困、赈济救灾。1929年夏，绥远省萨拉奇（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遭遇大旱灾，逃荒的难民、横行的土匪与种植的鸦片导致整个萨拉齐变成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艾黎利用工部局工作的休假日自愿参加华洋义赈会组织修建民生渠的救灾活动。一赶到萨拉奇，艾黎立即投入工作，不屈不挠、永不言弃几乎成了艾黎的人格标志，他和其他同志排除千难万险，最终成功完成了任务。

在完成任务几个月后，听说有一批绥远灾区难民的孩子被送到了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年轻未婚的艾黎对于孩子们的遭遇非常同情，便去收容所认领了第一个孩子，为其取名为阿兰，这样起名是因为绥远曾是阿兰人生活的地方。1930年1月，艾黎为阿兰办完了收养手续，改名为段士谋。

艾黎收养的第二个孩子也与他的救灾有关，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湖北。自入夏以来，洪湖地区连降暴雨，江河猛涨，到7月上旬，洪湖苏区过半地区受灾，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路易·艾黎受国际联盟委托以国际救灾机构成员的身份来到洪湖，参加赈灾、修堤等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为重建被洪水冲毁的长江大堤发放国际救灾物资，与中国人民共渡难关。为了及时完成赈灾任务、解燃眉之急，他尽心竭力，不顾个人安危冲破重重阻挠，亲自押运三艘装有小麦和药品的驳船从武汉驶向洪湖，为洪湖老解放区抗洪人民带来了温暖。

艾黎不仅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战士，还是一位深受尊敬爱戴的父亲。在上海期间，艾黎共领养过两名中国孤儿，除长子段世谋外，另一个就是次子王季香（后改名黎雪），他曾经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名小侦察员，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被疏散到武汉孤儿院养伤，艾黎发现了他，便从孤儿院认领了这个11岁的孩子。艾黎将黎雪带到上海著名的麦伦中学等地学习，又将他送往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黎雪也没有让艾黎失望，他不仅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有的外语和专业技术人才，还成为了白求恩大夫到中国的第一个翻译官，为中国的航空、国防工业及对外经贸工作发展均作出了积极贡献。

艾黎终生未婚，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却让灾区孤儿们再一次有了家，他以博大的仁爱之心组建起了一个特殊的家庭。他对培黎学校的每一个贫困子弟和战争遗孤都视如己出，关爱有加，教导有方；他对培黎学校的每一个孩子无私奉献，把自己的积蓄甚至母亲的养老金都捐给学校；他给孩子们胜似父亲般的哺育、慈爱和温暖，教育、培养他们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正如培黎学校的老校友杨春林所说：“在我们的心里，艾黎不是一个伟人，他是我们的父亲。”

艾黎纪念馆雕像 任思佳/摄

　　助力山丹卫生事业发展 人道主义再放光芒

艾黎的亲密战友、培黎学校的校长乔治·何克在一次与学生打篮球时，不小心弄伤了腿，而当时的山丹县医疗资源极度短缺，1945年7月22日，年仅30岁的何克因破伤风而不幸逝世。这段痛苦的经历让艾黎深刻认识到必须兴办一所医院，为师生及山丹周边老百姓解除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在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的支持下，艾黎与外科医生罗伯特·斯宾塞同师生、当地群众一起，在山丹城南樊家大院建起了校办医院。1947年10月1日，这一天对山丹人民而言极为重要，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诊所搬入了新建成的土坯医院，从此，山丹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西医看病做手术，医院建成一年后便开始对外门诊，救助了许多无钱就医的穷苦百姓。

随着医院的声明渐渐传开，医院每天接诊数百位患者。除治病救人外，斯宾塞夫妇手把手地教学生们医疗技能，当时的山丹涌现出了不少医务人才，艾黎关心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状况，便将这些医院培训出来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小组，前往农村巡回医疗，送医上门，为农村群众看病提供了极大地便利。

作为整个河西走廊较早的一家西医医院，培黎学校医院名扬甘肃，为解放后山丹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如何彻底改变山丹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成为了艾黎一直牵挂于心的事情。艾黎一生情系“第二故乡”，曾多次返回山丹，考察山丹的卫生事业。1985年，即使艾黎病重住院，他也从不曾忘记山丹县的医疗问题，从北京为山丹县传来了消息：世界银行将给甘肃省农村卫生项目进行贷款，支援甘肃农村卫生事业。并派秘书陪同山丹卫生部门的同志前往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的家中就贷款一事进行商议，金秋十月，山丹县接到省卫生厅通知，省政府决定把山丹列为世界银行农村卫生项目贷款县之一，共计贷款85万美元。按照计划，山丹县立即开展基本建设、人才培训、购置医疗设备配套等工作，推动全县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彻底改变了山丹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状况。

艾黎纪念馆展览厅 任思佳/摄

“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在华60余载，艾黎身上散发出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他以温暖无私的帮助参与着中国的发展与变迁，他积极地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做贡献。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他内心的那颗人道主义之树就生长的越旺盛，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人道主义救援中，艾黎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回顾艾黎在中国的时光，一幕幕让人感奋的动人画面，在历史的长河中蕴育着蓬勃的精神力量。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新一代的中国人也将不断感悟、践行与传承艾黎精神，让艾黎精神照亮奋斗之路，让艾黎精神与我们结伴前行！

　　（作者任思佳、马圆圆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级研究生；指导老师郭翠玲、魏占兴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