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其昌（公元1831年—1900年），字士言，清秦州（今甘肃天水秦州区）人。其昌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虽身处逆境，仍勤苦好学，课读不辍。曾师从关虞笙、受教董琴虞，相知陶肃公，从而奠定了其一生的儒学功底与做人之品格。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中举，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留京任职达7年之久。其间“其昌学殖既富，复素倡经世致用之学，遂慨然以济世为志。然其时岁月朝政日非，外侮方亟。秉轴者为翁同龢协揆，因其昌之座师也。夙赏其昌文，谓为读书人吐属，于其昌有知遇恩”。任其昌既倡经世致用之学，必与腐败之时政背道，爱国惜民之心然生，抗侮力战之见必主，然其官卑言微，无与时济，终壮年辞官归隐，竭力于故乡之教育事业。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受分巡巩秦阶道董文焕邀请，入天水书院主山长席，后入陇南书院，育才30余年，天水英杰刘永亨、哈锐、丁秉乾、杨润身等人皆出于先生之门，时天水文风之盛，学风之清，为陇上之首。

任其昌一生耿直、清廉，“虽亲好故旧，不敢于以私”。任其昌与知州陶模交往甚深，然不以陶总督陕甘位高权重而以私利相托。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任其昌协助知州陶模，赈济秦州饥荒。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分巡巩秦阶道姚协赞重修伏羲庙，任其昌负责筹款助之。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以其操行彰显，表荐于朝，诏加员外郎衔。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借剿义和团入侵中华，清廷抵抗不力，致使京师失守。时其昌长子任承允在京任职，音信不通，任其昌忧国之存亡、念子之安危，重病不起。临终时书《自挽诗》云：“飞雨流云过此生，有情何似总无情。可怜耿耿胸中血，埋血青山作五兵。”爱国忧伤之感，跃然纸上。任其昌逝世后，乡人私谥其“文介”，祀像于天水南郊三台寺及伏羲庙之来鹤亭，立碑石于城南乡间的贤名宦祠。

任其昌不仅文章奇绝瑰丽，而且擅长书法，其书瘦劲挺拔，颇具风骨。身后遗著颇丰，主要有《敦素堂诗集》《敦素堂文集》，还有《史臆》《秦州直隶州新志》等多部。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任其昌故居秦州城南巷子改名为“士言巷”，以示追念。

任承允（公元1864年—1934年），字文卿，任其昌长子。自幼聪明好学，清静沉稳，有父其昌之遗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闻父丧，星夜返里。次年，受聘主讲陇南书院，人称“小任山长”。服阕后，朝廷开始起用，补其为内阁侍读。辛亥革命后，任承允由海道携家眷返回故里，开始了他的育才生涯。

民国间，孔繁锦督办陇南，闻任承允之名，3次求见均被拒之；馈赠钱物，亦被拒之。此足见任承允之人格亮节。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马廷贤作乱，陷秦州，因闻任承允之清名，而未使兵丁犯之。任承允清静教才，多善经文，门徒多以此为荣。天水弟子杨效震、王新令、冯国瑞、赵绍祖及乡人邓宝珊均以任承允为先达。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十月，承允病逝，悼念者万余人。民国要人于右任、朱绍良、胡宗南、邓宝珊均致电追祭。任承允遗著颇丰，有《桐自生斋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天水县志》等。

　　（据《天水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