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胜

陈梦家，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由诗人到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名就很大，出道即达巅峰，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称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1931年初，成名之作《梦家诗集》出版时，年龄还不到20岁。陈梦家一度随闻一多去青岛大学任教，在闻一多的鼓励和支持下，陈梦家开始对古文字发生兴趣。

敦煌一直是陈梦家向往的地方，因为一次前往甘肃学术考察的机会，他与甘肃汉简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诗人的甘肃情缘

敦煌莫高窟是陈梦家心向往之的地方，陈梦家与甘肃的缘分始于1948年。是年10月21日，陈梦家陪同美国斯丹佛大学中国艺术教授乐及士夫妇从北京出发，飞抵甘肃兰州。主要目的是到敦煌莫高窟进行学术考察，在兰州中转，顺便到兰州大学考察。

陈梦家一行到兰州后，旋即去拜访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彼时的陈梦家诗名更盛，年轻帅气且富有才情，先以现代诗而后以治史闻名于世。到兰州后的第二天即10月22日，《甘肃民国日报》在2版便刊登了《诗人陈梦家由北平飞兰》的新闻报道。当天，陈梦家为兰州大学学子作了一场关于青铜器和古文字学的精彩演讲。

10月26日，陈梦家一行从兰州出发，沿甘新公路，翻乌鞘岭，经河西走廊，抵达了敦煌。一路走走停停，虽路途遥远，车马劳顿，但当陈梦家与乐及士夫妇第一次看到河西走廊的苍茫厚重和大漠孤烟的瑰丽奇景后，还是异常兴奋，汉武帝、张骞、霍去病、河西之战、万国博览会等，在陈梦家的脑海中重现。经过一周多的颠簸，终于到达敦煌。在敦煌艺术研究院，陈梦家见到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并参观了莫高窟。约在11月10日前后，陈梦家一行辞别古佛、经卷、简牍以及常书鸿和阵阵驼铃，离开敦煌。河西走廊上残破的木简和灵动的墨书，始终在陈梦家心中挥之不去。

　　学者的简牍情结

离开甘肃的陈梦家，对汉简的喜爱深入骨髓。1959年7月，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物，以汉简为主，特别是《仪礼》简册的发现，震惊了学术界。《仪礼》简册包括王杖诏令简和医药简牍等。《仪礼》简分三种，甲本木简398枚，每枚长55.5厘米-56厘米，宽0.75厘米，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木简37枚，每枚长50.05厘米、宽0.5厘米，内容仅《服传》一篇。丙本竹简34枚，每枚长56.5厘米、宽0.9厘米，内容仅《丧服》一篇。武威汉简以其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珍贵等独有的特点构成了中国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武威汉简出土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当即在北京组织专家对这批汉简进行整理研究，但整理研究这批武威汉简需要3至5年的时间。郭沫若是一位充满诗人气质的学者，他认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武威汉简的整理研究，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他急于寻找年富力强、在古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有很高造诣的青年学者来完成这项工作。

1960年6月初的一天，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听闻中国科学院要派专家去甘肃省博物馆协助整理武威汉简，人选还未确定，于是，他在征询挚友陈梦家的意见后，立即致电郭沫若，推荐陈梦家整理武威汉简。6月11日，陈梦家和他的学生兼同事周永珍乘坐火车离开北京，于6月14日抵达兰州。而这一次，他没有去河西，更没有去敦煌，而是在甘肃省博物馆整理出土汉简。

　　潜心甘肃汉简研究

从20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楼兰、敦煌等地发现一批汉晋木简，到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480枚竹木简，18号汉墓出土的10枚竹木简，木简出土总数达一万余枚。其中，尤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居延汉简最为重要，也最为精美且意义重大。利用甲骨文字、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等新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研究，成为新史学建立的标志。

罗振玉、王国维最先涉足这一领域，他们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劳干继之，所著《居延汉简考释》堪称居延汉简研究集大成之作。王国维、劳干的简牍研究，主要以简证史，直到陈梦家，再次改变了局面。

1960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委托陈梦家到兰州，主持武威汉简的整理和校勘。出土的武威“《仪礼》简”共九篇三本，甲本是木简，字大简宽，存《士相见》《服传》等七篇。乙本也是木简，字小简窄，仅《服传》一篇，内容与甲本一致。丙本是竹简，仅《丧服》一篇。陈梦家根据九篇经文的校勘，发现篇次既不同于二戴，又不同于《别录》和郑玄，因而只能是三家以外的“庆氏本”。这正是一《汉书·艺文志》所说立于学官的本子，对经学史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的学者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的情形，“要把这批出土的散乱残断的竹木简，加以整理复原，并确定它是一本今已失传的《仪礼》本，这首先需要临摹、缀合、校勘等技术性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当时博物馆的新馆还没有盖起来，只在一间仓库样的工房内工作。”周永珍在《忆梦家先生》中谈到陈梦家整理武威汉简的情况，“但他全不计较，发扬古代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他忘我地工作，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任务。1962年出版了《武威汉简》一书，供学术界研讨。”

武威汉简《仪礼》甲、乙和丙本不但有竹、木之异，它们之间的内容亦有所异，甲、乙本是《服传》，而丙本是《丧服》经记。甲本七篇篇首题记篇题篇次，反映其编次和今本编次不同，和两戴本及刘向《别录》本亦不同。不但篇次不同，篇题亦有所异。陈梦家指出：“甲本将士礼置于前半，而将诸侯大夫礼置于后半，其先后次第似有胜于两戴与《别录》者。”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一书研究判定，“武威出土甲、乙、丙三本《仪礼》九篇，除甲、乙本《服传》和今本有很大的出入外，其他甲本六篇和今本大略相同，丙本《丧服》包含经文、记文同于今本。但它们的篇次既不同于两戴，又不合于《别录》、郑玄，它只可能是三家以外的一个家法本子。” 陈梦家认为，根据文词和字形的考察，“这个本子也很可能是庆氏《礼》，故其经文不甚离于今本，其文句略同于今本，而其字形有异于两戴本和今古文并存的今本者。”

在一个多月的日子里，陈梦家顶着酷暑，夜以继日，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扎实的学识，终于在7月中旬的一天，出色地完成了整理武威汉简的任务。7月22日下午，陈梦家离开兰州，乘火车赴西安，在西安滞留了约半个月时间，其间，写出了长达11.3万字的武威汉简《叙论》初稿，又《校记》6万字。作为《仪礼》研究 ，完成了分量最为充实，而质量亦尤为优异的研究论著。

8月10日早上，陈梦家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上班，向所长夏鼐简短地汇报了在兰州整理武威汉简的情况并交上了撰写的《武威汉简·叙论》。夏鼐随后用两天时间将《叙论》全文反复仔细研阅。8月12日，在盛夏的考古所，夏鼐与陈梦家讨论了武威汉简中的几个关键问题。8月14日，又讨论了武威汉简中《礼记》的详细情况，并修改了《武威汉简·叙论》中的几个问题。陈梦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让夏鼐这位资深考古专家惊为天人、赞不绝口。当然，这对没有接触过汉简整理和研究的陈梦家来说是新领域。正因如此，考古研究所讨论研究，决定让陈梦家继续对武威汉简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据周永珍回忆，自参与并主持武威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之后，“梦家先生的研究兴趣，陡然从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方面”“一位学养深厚的，已经在古文字学、青铜器学、古文献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热情投身于简牍学研究，这实在是中国简牍学的幸事。”当然，这也是甘肃简牍学和汉简研究的幸事。

对新领域富有激情的陈梦家在接到任务后，又回到了之前心无旁骛、无私忘我的研究状态。每天上班后便走进他在考古所的那间小办公室，摊开他在兰州整理武威汉简时记下的考释笔记和购买、借阅的大量参考书籍，再次开始了对武威汉简的整理、研究。

1961年10月，陈梦家完成了《武威汉简》的初稿，在11月上旬呈交夏鼐审读。一直到12月下旬，夏鼐才审读完《武威汉简》初稿，并在12月20日，与陈梦家共同商讨了一些修改意见。1962年7月，陈梦家完成了《武威汉简》的定稿，并交文物出版社准备出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武威汉简》写了《后记》，详细地介绍了此书编写的经过和人员分工，明确地写到叙论、校记、释文三部分由陈梦家完成。1963年8月1日，陈梦家与夏鼐还谈了《武威汉简》编后记的相关问题。1964年9月，《武威汉简》作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至此，陈梦家对武威汉简的研究暂告一段。

1962年，《武威汉简》的编写工作完成之后，陈梦家接着便集中精力，对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酒泉汉简进行了整理工作。对于居延汉简的研究，他改进了以往就简牍论简牍的方式，重视简牍出土地点的分析，于是将简牍学从单纯的文字研究和文书研究，提高到科学地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高度，提高到通过简牍资料的研究，从较宽层面认识历史文化的高度。学术界对于汉代的简册制度、烽燧制度、邮传制度、职官制度等的认识，都因陈梦家的研究而得以深入。他承担叙论、校记、释文的《武威汉简》，以及汉简研究专著《汉简缀述》，已经被看作简牍整理和简牍研究的经典。《汉简缀述》主要研究对象是边塞汉简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楼兰汉简、武威汉简等，几乎全部来自甘肃河西。其中包括：汉代河西四郡政治军事和邮驿制度研究；武威郡和姑臧考论；河西军事历史地理考证；汉代居延边塞防御组织考证；边郡太守府和都尉府官僚组织考证；汉简官制以及汉代烽燧制度研究。

《汉简缀述》是陈梦家简牍学研究的代表作和集大成作品，也是研究简牍学的扛鼎之作。从1960年末到1965年初的4年当中，陈梦家先后完成总计30万字的14篇汉简研究论文。

陈梦家由研究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转入古代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将简牍研究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使传统文献研究在方法上有所革新，也使简牍学的研究领域有了更大的扩展。

　　陈梦家对居延汉简研究的成绩，使得他成为公认的我国简牍学研究者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正是有一代代学者的默默奉献，才让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赓续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