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通史》 郑炳林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宋国夫人出行图 段文杰1950—1951年整理临摹

郑炳林主编，魏迎春、李军副主编的《敦煌通史》，日前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体量庞大、内容丰富，是一份关于敦煌古代历史令人满意的答卷。全书以敦煌为视角，将中西方交流、丝绸之路兴衰、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碰撞等诸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一呈现，全面揭示了古代敦煌的历史。此外，又通过简洁流畅的文字将一个个动人故事和历史事件铺陈开来，展现于世人眼前。

　古代中国锐意进取的见证者

古代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民族交融的乐园、多元文化汇聚的舞台。自汉武帝开拓河西，敦煌就成为中原王朝向西北和西域地区延伸影响的触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原统一政权或区域政权往往在强盛时能够将西域（狭义）地区纳入统治，而至衰落期则将敦煌作为西北统治边界。

自西汉开始，敦煌的玉门关、阳关就被视为中原与西域交界。郑炳林《敦煌通史·总序》言道：“敦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西北史的缩影，也是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史。因为从西汉开始到唐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就是敦煌。”敦煌地区作为历代中原政权向西延伸势力和影响的前沿基地，见证了古代中国锐意进取、由弱变强，一次次从逆境中崛起而成为世界强国的伟大历史进程。

汉朝时期的敦煌不仅是经营西域的基地，同时还兼有经略匈奴、鲜卑与南羌之责。当然，敦煌最重要也是无可取代的历史使命还是经营西域。诚如郑炳林、司豪强《敦煌通史·两汉卷》“结语”所言：“如果说敦煌郡在对付匈奴、诸羌方面只能视为众多的沿边军事基地之一，那么在经略西域方面，敦煌郡可谓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这一历史定位，自西汉置郡始终伴随着敦煌，并在后世不断加以完善。

《敦煌通史·两汉卷》还指出，“敦煌成为华戎交汇之都会并非只是形容东汉时期的情况，早在西汉经敦煌开辟西域南北道后，敦煌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东西方交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中华文明的向西探索以及寻求与西方对话，在西汉时不仅体现在设置敦煌郡并将西域纳入统治，还表现在汉武帝的黄河探源活动和中西使客频繁经敦煌往来。汉朝以后，无论是魏晋五凉，抑或北朝隋唐，无不通过敦煌经营西域，通过敦煌进行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足见敦煌扮演着古代中国锐意进取的“见证者”这一重要角色。

　　诸民族竞相绽放的都会

对古代敦煌地区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的关注，是《敦煌通史》的重要内容。自西汉至明清，敦煌地区始终是多民族活跃的舞台。

秦汉之际，敦煌生活着月氏人、乌孙人，其后匈奴入主河西，敦煌为其所控。汉朝夺取敦煌后，又有汉、羌及西域诸国之人长期居住于此地。

魏晋北朝时期，西域粟特人大量入华，定居敦煌，成为当地重要的社会力量，反映了敦煌诸民族的深层次融合。隋唐时期，多民族聚居的敦煌继续发展繁荣，直至安史之乱爆发，敦煌乃至河西的境况急转直下。唐朝抽调河陇驻军赴中原靖难，致使吐蕃乘虚而入，于贞元二年（786）占领敦煌，敦煌进入吐蕃统治时期，及至大中二年（848）张议潮举事收复，凡62年。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既有上层制度大刀阔斧的改制，也有社会生产领域对唐前期的继承和延续。陈继宏《敦煌通史·吐蕃卷》提到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推行部落制，“一方面采取‘只更名、不改制’的保守策略，在敦煌设立蕃名唐制的所谓‘乡部落’，又以僧尼部落和道门亲表部落管理宗教人口；另一方面依靠原有行政组织进行检阅户口、重新编造户籍的工作，并派遣吐蕃官吏担任监部落使对占领区民众加以监管。”这种唐制、蕃制的碰撞与结合，是蕃占时期至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地区民族融合的典型特征。

此后敦煌又相继为西夏、蒙元统治，民族交往、融合趋势进一步推进。明代，敦煌民族情况又为之一变。陈光文《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介绍，“明军攻克敦煌并划嘉峪关而治后，敦煌当地族属和人口出现明显变动。关西地区成为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耕牧区域，而汉人数量几乎流失殆尽。”于是蒙、藏等民族取代汉人占据敦煌人口主流，成为明代敦煌民族情况的新特点。明嘉靖七年至清康熙三十五年（1528—1696）间，敦煌有西域吐鲁番部众时来活动。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起，清朝开始在关西地区逐步设立行政建置。与此同时，清廷组织甘肃各地百姓向敦煌进行大规模移民。于是，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混杂而居的局面再次在敦煌出现。

《敦煌通史》对敦煌地区漫长历史时期民族状况的考察，证明了敦煌是“华戎所交”诸民族竞相绽放的都会，这一历史定位自汉以降，始终不曾动摇，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同时，古代敦煌地区民族发展演变历程也是中国古代西北地区民族迁徙、演变、交往、融合的一个缩影。敦煌璀璨辉煌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以小窥大不难得知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众多古代民族的辛勤付出。

　　多元文化争奇斗艳的宝库

古代敦煌频繁经历着民族流动和人口迁徙，不同地域、种族、阶层的人群来到敦煌，给敦煌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使敦煌历史的各个阶段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

西汉长期对敦煌进行移民实边。中原移民将汉地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带到敦煌，与当地月氏、羌等民族的传统习俗相结合，兼其受西域文化影响，使敦煌文化自诞生之始就带有显著的多元文化特色。

魏晋时期，敦煌文化成就更加辉煌。杜海《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从儒、释、道三个层面探讨了此时期敦煌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多元文化在敦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书中介绍“敦煌文化兼收并蓄，佛教文化亦渐趋繁荣，与之相关的造像、石窟、壁画，乃至有关的习俗节日、思想文化观念等都表现出文化融合的特点”。而道教文化进入河西后，“为迎合河西民众祈祷祭祀来消弭灾祸心理，吸收术数文化，将推算、谶言等方式贯穿至教义中，推动其知识与逻辑近于一般常识与普遍理念”。这揭示出敦煌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特点。

隋及唐前期，敦煌地区儒、释、道仍旧呈现出欣欣向荣、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在敦煌传播、发展。三夷教进入敦煌，为敦煌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一抹新的亮色。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其文化制度深深影响了敦煌地区，到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又有回鹘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对敦煌产生影响。曹氏归义军时期，崇尚佛教，而此时敦煌在文化表现形式上趋于单调。杜海《敦煌通史·五代宋初归义军卷》强调：“随着中原王朝的衰落，敦煌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发愿文……在其相对模式化的套语中，也体现出儒家忠孝、仁义、民本等思想特征，在歌颂具体人物时，这样的语言表述是其核心成分。”由此观之，尽管儒家文化难以在敦煌居于主导，但这并不妨碍传统中华文化的基因渗透到敦煌文化的各个层面，以至佛教文化中也到处都有儒家文化的影子。

西夏、元朝时期得益于统治者支持，敦煌佛教盛行。《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对西夏元明清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进行了细致清晰的总结，称：“西夏、元朝时期敦煌佛教信仰氛围浓厚，藏传佛教也在当地得到了较快传播，敦煌石窟出现了藏传风格洞窟并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元代敦煌除了佛教信仰外，还有景教信仰。明朝时期，虽然敦煌一带耕牧的蒙古族、藏族部众大多信仰佛教，但这一时期莫高窟已无洞窟营建和艺术创作。而在明朝迁民弃土、关闭嘉峪关后，莫高窟彻底成为香火冷清的荒刹……堪称敦煌石窟艺术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清代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和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由于清代敦煌百姓多由甘肃贫困地区移居而来，因而当地民众信仰呈现出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杂糅的面貌。莫高窟也基本没有艺术创作，只进行了大量的重修和装饰活动，同时窟内大量游人题记也反映出清代莫高窟信众游客的络绎不绝和香火旺盛。”

古代敦煌既有传统儒、释、道等三教文化传播，又有三夷教进入，同时中原与月氏、匈奴、羌、回鹘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此地碰撞、交流、融合。从整体上看，佛教文化长期在敦煌盛行，因此五凉时期开凿的莫高窟才能历代接续，绵延千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石窟艺术的宝库。

　　总体来看，郑炳林教授团队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和编纂，最终呈现给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是330余万字的七卷本《敦煌通史》。可以说，《敦煌通史》对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历史进行了贯通性、总结性的研究，并系统呈现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它的出版，为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深厚基础，对西北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学者在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