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257窟《鹿王本生图》，也就是九色鹿 北魏 （资料图）

《张骞出使西域图》 莫高窟第323窟 初唐 （资料图）

刘进宝

长期以来，敦煌很“热”。自然而然，关注敦煌学的人也多。然而，深究起来，何为敦煌学、其内涵与外延囊括什么，非长期研习的学者难以阐明。笔者以为，向读者普及敦煌、普及敦煌学，是吾辈学人在对敦煌做深入研究的同时，所肩负的任务之一。实际上，社会各界对敦煌学普及读物的需求也客观存在。如潘絜兹先生《敦煌的故事》，虽然只有5万多字，但自1956年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喜爱，发行量很大。再如1988年第8期的《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也是广受好评。

近年来，随着敦煌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我便将一些知识性短文、学人介绍和学术论著的评介等文章编入了《敦煌学记》一书。学记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一年后又重印发行。在此背景下笔者应邀撰文，对学记所涉内容略作介绍。

敦，大也；煌，盛也

作为一本普及性知识读本，首先应提供准确有据的知识。

笔者在书中完成的第一项任务，是溯源与廓清何为“敦煌”。《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一文指出，敦煌最早见于《史记》《汉书》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乌孙“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应劭对“敦煌”的解释是：“敦，大也；煌，盛也。”将“敦煌”取义为大盛，这并非实指，而主要是说汉代敦煌的兴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一解释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西域地区有重要作用，因此而得名。可见，对同一个地名、同一件事，不同时代会根据当时情况作出不同解释。

从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笔者对敦煌作了这样的界定：“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而敦煌就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走向辉煌的。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其走向如何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

书中《“五凉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学》一文，阐述了敦煌学的基础与背景。所谓“五凉”，是指西晋末年北方各民族统治者相继建立的政权。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张氏、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和北凉沮渠氏这五个政权。五凉文化，则是指这些政权创造的文化。它们不仅继承了汉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渐趋成熟。

敦煌的文化与艺术，正是在五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还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成为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学理再辨

《敦煌学记》收录有20篇文章，从不同视角对敦煌学作了介绍。如《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一文，梳理了几十年来学界对敦煌学概念的研究历程。文章指出，虽然敦煌文献发现已经120年了，但学界对这门学科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对象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学界或称其为“敦煌学”，或称其为“敦煌研究”，或称其为“敦煌文献研究”。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敦煌文献的内容非常广泛，古代学术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有反映或记载，如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学、宗教、法制、科技等。敦煌石窟，是壁画、雕塑和建筑三者为一体的艺术宝库，尤其是敦煌壁画气象万千，被誉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敦煌史地，与吐鲁番学、简牍学、西夏学、丝绸之路学、西北史地学等密切相关。敦煌学理论，除了传统的艺术、历史、语言、文学研究外，内涵与外延也随着时代在不断发生变化。

敦煌学的产生，是因为1900年在莫高窟发现了约6万卷古代文献。发现敦煌文献的第17号窟，就是一般所说的藏经洞。本书所收《千古之谜谁解说——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一文，对此作了比较清晰的介绍。藏经洞是凿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一个小窟。它面积不大，窟内地面近于方形，顶部周长较地面处为短。窟内可利用的空间只有19立方米略多一点。

藏经洞是什么时间封闭的？其原因又是什么？百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假说。经梳理，大致有以下几类：避难说、废弃说、排蕃思想说、佛教供养法物说以及经像瘗埋说等。除封闭原因外，藏经洞是由何人封闭，封闭时间是什么时候，学界也是众说纷纭。

我心永远在敦煌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是莫高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

本书当中《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常书鸿：暗夜中不灭的烛光》《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孙儒僴先生谈敦煌与敦煌学》等文，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莫高人”的敦煌情。

看了先辈学者常书鸿的传记后，笔者写道，常书鸿在他那个时代能从巴黎到敦煌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去工作，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在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几十年。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佩常老。

近百岁的孙儒僴先生，晚年移居兰州后，让他魂牵梦萦的是敦煌。他说：“莫高窟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怀念，人离开了，心却离不开。”

有人问百岁老人万庚育先生：“从北京大都市来到敦煌几十年，你后悔吗？”万庚育果断地说：“我不后悔，自1954年我和（李）贞伯决定从北京到敦煌莫高窟那天起，我们就没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我们热爱敦煌艺术，能在世界瞩目的莫高窟工作，学习传承研究弘扬敦煌艺术，是多么荣幸！”

看了这些敦煌老人的故事，确实十分感慨。笔者在看樊锦诗的自述时，感觉像和她在聊天一样，没有造作，也没有拔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

在《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一文中，笔者写道：“对于个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如果能做到‘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就算成功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樊锦诗有多年的接触和交往，读她的自述作品，深觉该书所写非常真实，书中描述的传主与我了解的樊锦诗是一致的。”她也认为我写的“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是对她最真实的解读。

笔者自1983年毕业后留在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至今，已过去了40年。40年来，笔者一直在敦煌学的领域耕耘劳作。除出版有严肃的学术论著之外，这本书也算多年来的一些所思所感，希望它能使读者对敦煌和敦煌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敦煌学记》，刘进宝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