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青龙绘像砖（敦煌市博物馆藏）

团龙槛窗木雕（天水市博物馆供图）

西周“ 伯”铜方鼎（甘肃省博物馆藏）

汉模印四灵画像砖（张掖市博物馆藏）

战国翼兽形提梁盉（甘肃省博物馆藏）

西夏彩绘双龙首蛇身木板画（武威市博物馆藏）

鲵鱼纹彩陶瓶（甘谷县西坪出土）（本版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提供）

鲵鱼纹彩陶瓶（武山县傅家门出土）

辛欣

甘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其深厚无比的文化底蕴，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甘肃出土了许多有关龙的文物，它们以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见证了陇原大地龙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充分展现了诸多文化相互渗透、交融互动，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说文解字·龙部》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的神异动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图腾。中华民族以龙为祖，更是以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而自豪骄傲。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龙幻化为沟通天地，象征尊贵、吉祥的灵物，并将其列为十二生肖之一。

龙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兼具力量和灵性的动物，它的形象综合了蛇身、兽腿、鹿角、鱼鳞等多种生物的特征，是复杂的合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经过不断的创造、演进与融合，发生不一样的演变，或粗犷抽象，或秀丽飘逸，或繁复华丽，或健壮威武……它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形象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甘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其深厚无比的文化底蕴，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龙文化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中国龙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现于甘谷县距今约52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的鲵鱼纹彩陶瓶，瓶腹部的纹饰可能是从鱼纹体系中演化而来的龙纹，初步具备龙首的形象，表达了先民的一种人神合一的思想。在广河县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的西北地区“资格”最老的“西北第一龙”——堆塑龙纹红陶罐，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龙，从体态上可以看出“蛇龙变化”的痕迹。

夏商周时期，甘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区域之一，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常出现龙的纹饰，这些庄严厚重的龙纹青铜器，反映了当时社会高超的冶金技术和精美的艺术造诣，也是古人审美趣味和精神信仰的体现。甘肃省博物馆藏的西周“ 伯”铜方鼎，出土于平凉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地，鼎腹部饰云雷纹衬地的兽面纹，兽面两侧各辅饰一夔龙纹，四足根各饰兽面纹一组。夔龙纹是从古代龙纹发展演变而来，形态上融合了蛇的蜿蜒之姿和龙的神异特征。方鼎腹内壁有两行六字铭文“ 伯作宝尊彝”。此鼎纹饰神秘瑰丽，是西周方鼎中的经典之作。在泾川县还出土了一件战国翼兽形提梁盉，器腹两侧各浮雕一只回首状的飞龙，龙身饰鳞纹，五条扬起的羽翼似要飞翔。翼兽盉的设计独具匠心，造型、纹饰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展现出别致的美学构思。盉身为一四足翼兽，兽首微昂，张嘴为流，兽尾宽扁如鸟尾，兽足矮粗而趾爪前突。兽首后颈与短尾之间用条形提梁连接，提梁的首尾分别铸龙头和龙足形，盖中心饰一鸟身兽足动物为钮。

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盛大启幕与空前繁荣，甘肃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甘肃作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碰撞的核心地带，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门户和载体。龙的形象演变深深烙印着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的鲜明印记，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独特魅力。在诸如玉器、画像砖、金银器等各类历史文物载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姿态万千的龙。

张掖市博物馆藏的汉代模印四灵画像砖，正面印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神兽图案，整幅画面仿古铜钱纹样绘制，四出线与外廓四角相通，把砖面均分成四个梯形画栏，栏内四种神灵各异，中廓内饰四瓣花纹，五个乳钉纹分别点缀于花瓣和中央，纹饰古朴典雅，反映了汉代流行的四神崇拜。

敦煌佛爷庙——新店台墓群出土的西晋青龙绘像砖，龙首高昂，龙须上扬，鹅颈凸胸，张口吟啸。前肢登腾，后肢做行进状，前膀处有排羽状翼，尾部曲扬。龙的四周点缀四瓣白叶花，花心点橘红色，画面神秘而又浪漫。河西地区出土有龙形象的画像砖十分丰富，这些画像砖体现了古人升仙谶纬的幻想，是中华文明中龙图腾深远影响力的有力见证，更是其在河西地区独特传承与发扬的鲜活例证。

宋代以后，龙文化历经绵延不绝的发展和演变，深深植根于陇原大地的各个社会生活层面。无论是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还是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领域，龙的形象及其精神内涵都已深深地镌刻其中。龙作为一种神圣象征，在庙宇、宫殿等建筑上被广泛使用。在天水伏羲庙太极殿中，团龙槛窗木雕的纹饰更是别具一格，团龙装饰槛窗内，龙口大张，面向凤的方向，龙身盘曲成S形，身上雕刻鱼鳞纹饰，龙角为鹿角形象，龙须对称摇曳飘散成相背的“S”形，四只鹰形爪怒张有力，龙尾上扬，龙身及空白处雕饰祥云纹，展现出龙灵动自如的潇洒雄姿。团龙槛窗木雕雕刻精美，鲜活生动，是当时天水雕刻技法的传世佳作。

武威市凉州区西郊公园西夏墓出土的西夏彩绘双龙首蛇身木板画，画面横向彩绘双龙首蛇身图，龙头左右相对共为一躯，卷曲成“U”形。二龙巨口长信，长鬣高扬，雄猛威严，画面反映了西夏王朝独特的绘画技艺和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此外，龙的生动形象也活跃在民俗文化之中，如庆阳的剪纸艺术、皮影戏偶、香包刺绣等民间艺术品，是民间艺术品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和表现主题，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地方民俗的独特韵味。

龙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精神图腾，人们对龙的喜爱历久弥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精神象征与纽带。纵观甘肃出土的文物所承载的龙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以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见证了陇原大地龙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展现了龙文化与黄河文化、丝路文化、长城文化以及甘肃多元民族文化等诸多文化相互渗透、交融互动的特色，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卓越魅力。

（作者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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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瓶上的鲵鱼纹饰

王文元

甘肃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有两件鲵鱼纹彩陶瓶的图案让人想要一探究竟。几千年前的彩陶纹饰中蕴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

当我们在博物馆参观时，总会遇到许多令人惊奇的器物，或是制作精良，不输于今人的工艺；或是构思巧妙，能让今天设计者有可资借鉴的思路；或是奇异的图案，让我们无法和古人的思想对接。甘肃彩陶鲵鱼纹瓶亦是如此。

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件彩陶瓶，名为鲵鱼纹彩陶瓶。这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彩陶。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所发现。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馆藏一级文物专家确认组将其定为国宝。

这件彩陶瓶瓶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器形完整，泥质橙黄陶。瓶小口，唇下翻，颈部加饰一周附加堆纹，溜肩，腹略下收，平底，两侧有对称半圆宽带耳。小口细颈, 深腹平底，腹侧附一对半环形耳。

最为惊奇的是，瓶的腹部彩绘有人面鲵鱼纹。鲵鱼纹图案用黑色绘制，构图生动，展示出彩陶的艺术魅力和神秘意境。整个图案由一条蜷曲呈三角形状的鲵鱼纹组成，头尾自中腰斜折，构成弧形三角形状。鲵鱼纹的头部，用圆、十字、横线描绘，双目圆睁。躯干部分则用斜线组成网状如鱼鳞样的斜方格，在弧三角靠里面一侧，能够清晰地看到绘有一只爪。

在整个彩陶瓶的腹部，呈三角形的鲵鱼纹图案让人一眼就看出了它的独特之处。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奇特的鲵鱼纹瓶，并非孤品。在武山县人们还发现过一件与之类似的陶瓶。1973年，武山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武山县傅家门发现一件彩陶瓶，其腹部也绘有鲵鱼纹饰，该彩陶瓶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两件彩陶均属于新石器时代。

1972年，人们在傅家门村边上的种谷台，发现了一件神秘的彩陶瓶。这件几千年前的彩陶瓶，同样画着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变体鲵鱼纹。

种谷台是高出公路3米的台地。沿着一条极其狭窄的小路爬了上去，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地，处在两山一河形成扇形出口上。这里河谷宽阔，植被较好，为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下种谷台穿过傅家门村，就是榜沙河了。

榜沙河和漳河是渭河上游最主要的水量来源。榜沙河在马力镇榜沙村入武山县境，然后一路南流，在鸳鸯镇附近汇合漳河，于广武村邱家峡注入渭河。而渭河则是中华先民早期栖息地，伏羲就诞生于渭河流域的大地湾一带。

走在种谷台上，彩陶残片随处可见，这里的文化遗存堆积厚达3米。种谷台有两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1972年发现了鲵鱼纹瓶；第二次是1991年至1993年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卜骨，这在我国史前考古领域属首次。

傅家门遗址出土的这件鲵鱼纹瓶，纹饰中的鲵鱼弯曲着身体趴在彩陶瓶上，为了追求夸张效果，先民们将它的身体画成了宽大的弯月形，身体上被画出八只足。

　　有学者认为这种人面鲵鱼纹饰是仰韶文化时期某个远古氏族的图腾。也有人认为彩陶瓶上的图案已具伏羲雏形，是中国最早的龙图，视之为龙的“史前祖先”。无论图像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古代先民施展聪明才智，充分发挥想象，这些图案不仅表达了先民人神合一的思想，也体现了史前部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