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壁画《鹿王本生故事图》

敦煌壁画 两汉时期边疆各民族进行贸易的场景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邢耀龙

“来了就是敦煌人”。敦煌自西汉置郡，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敦煌之所以能历尽人间沧桑，几兴几衰，与历代王朝的移民与开发有着直接的关系。文献记载，历史上敦煌人口有多次比较大的迁入和迁出。夏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戎、乌孙和月氏等族。战国时期，乌孙、月氏迁入，改变居民民族成分。战国至秦汉之际，月氏雄踞敦煌与整个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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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早的敦煌人？就在《尚书·舜典》中，有一条关于敦煌最早移民的记载，即“窜三苗于三危”。这里的“窜”是使其流窜的意思，也就是说舜把三苗部落流放到了三危这个地方。关于“三危”的具体地理位置，学术界有多种看法：一说是今甘肃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二说是甘肃天水附近的鸟鼠山；三说在今陕甘川三省交界嘉陵江附近；四说在川甘交界岷江、岷山一带。但主流观点则认为就是敦煌的三危山。

“三苗”是传说时代南方氏族部落集团。《舜典》中记载道“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这里说三苗是缙云氏的后裔，而缙云氏是黄帝时期的官名，据传其封地就在今浙江省仙都山一带。有学者还认为三苗是九黎的后人，如《礼记·缁衣正义》中说“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传说九黎有九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九个氏族，以蚩尤为首领，共八十一个兄弟。后来炎帝与黄帝结盟，与蚩尤在涿鹿（今河北涿鹿、怀来一带）大战，蚩尤以失败告终。因此，有人认为中原人最初是由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共同构成的，如今“黎民百姓”中的“黎民”就是九黎之后。

三苗在东南，三危在西北，两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之间发生关联的主要原因与历史上著名的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有关。

中原大战后，蚩尤战败，九黎中的三苗人一部分逐渐融合于炎黄所代表的华夏族；另一部分退回到南方江汉流域，建立了三苗部落联盟，依旧与中原敌视。到尧的时代，恰逢黄河泛滥，治水成为中原部族共同要做的事。纵观天下，似乎只有鲧才有这个能力，所以《史记》中记载“四岳举鲧治洪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

因为尧舜是四岳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四岳才是当时的实权派，他们共同推举大禹的父亲鲧来治水，可见大禹家族的治水能力和政治实力都是很强的，这为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家天下的夏朝埋下了伏笔。可惜鲧治水九年，并没有治理好黄河水患，治水的同时也消耗了中原部族的财力和人力。江南部族瞅准机会，对中原发动暴乱，三苗就在其中。《史记》中记载“三苗在江汉、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面对三苗的反叛，尧启用军事天才舜平乱，舜迅速用雷霆手段将其制服。舜得胜归来之后，向尧建议将战败的三苗部族迁到三危山附近。面对敦煌的荒原，三苗人用他们的智慧积极开发敦煌，从而掀开了中国西北边境开发的序幕。《史记》的这条史料还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三苗后来变成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西戎”。中原与草原之间互动，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主旋律，三苗人演化成的西戎是先秦历史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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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敦煌就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城市。三苗人是敦煌的第一批移民，之后的乌孙、月氏、匈奴都是如此。在汉代以前，敦煌除一部分的戈壁和荒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水草丰茂的草场，因此是草原民族聚居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一如逐水草而居的牛羊，随着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在敦煌的草场上交替出现。草原文化是敦煌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也许是因为游牧的生活方式，这里并没有出现城镇，因此也无法留存下遗迹和文明，直到霍去病夺下河西走廊之后，才正式开启了敦煌波澜壮阔的历史。

河西之战后，河西走廊第一次纳入中原王朝的怀抱。汉代是敦煌移民的巅峰时期，为了营建河西四郡和西域的军事防御体系，两汉四百年不断往敦煌地区“徙民实边”，人次计百万以上，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的人口结构。这一时期，敦煌的移民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官宦宗族的政治性移民。汉代，中原地区的一些世家大族，如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忤旨”而获罪，从钜鹿（今河北巨鹿县）迁到敦煌，后来成为敦煌历史上著名的索氏家族；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氾雄同样也是因为直言进谏治罪，从济北卢县（今山东省卢县）迁到敦煌，成为敦煌氾氏家族；汉建威将军令狐迈因起兵讨伐王莽而失败身死，他的三个儿子都逃到了敦煌，也成为敦煌大姓。还有一些家族是因为躲避中原战乱来到敦煌，这些人往往是举家甚至举族迁徙而来。在此以前，由于他们大多身居高位，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从政经验，社会影响很大。在迁往河西后，迅速发展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家族势力。他们被朝廷“强制拆迁”，却在敦煌“异地重建”，从而成为敦煌望族，成了敦煌历史中的大人物。

二是平民灾民的政策性移民。如元鼎六年，敦煌郡刚刚建立，但当地没有百姓，所以从中原迁移了大量的平民；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秋，黄河在馆陶及东郡决口，兖、豫二州有四郡三十二县受灾，为安置灾民生活，将大量人口迁到河西走廊地区。这些民众是中原地区拥有先进经验的农业人口和手工业工人，他们来到敦煌开垦荒地、建立聚居地、发展城市和手工业，构成了敦煌历史的人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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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代移民的成果，我们可以在敦煌郡驻军兵力的增量上明显看出来。《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中记载，东汉元初六年，“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延光）四年秋，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史料中显示东汉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郡营兵只有三百人，六年之后的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时就可以征发敦煌、张掖、酒泉三郡共六千骑的兵马，平均下来敦煌郡的出兵量约是两千人，是元初六年的近七倍，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兵种为“骑”，并非一般的戍卒，由此可见兵力之盛，强大的军力必然是以频繁且数量庞大的移民为基础的。《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其文曰：“维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部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疢，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当时的敦煌太守在敦煌一郡已经可以征发三千人的军力，可见敦煌郡的移民活动之频繁。

曹魏时期，曹操在边地大规模实行军屯和民屯，敦煌地区也是移民不断，敦煌日渐成为西征军的粮仓。这一时期治理敦煌最著名的人物是仓慈，他在魏明帝太和年间被任命为敦煌太守，针对敦煌大姓雄张的局面，采取“随口割赋”的方针：对于当地“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土”的情况，按人口划分土地给百姓，抚恤贫羸，百姓只需勤勉耕种，逐年归还土地本价。同时，针对连年战乱造成的人口减少问题，仓慈在处理诉讼之际多亲往省阅，除非必死之人，余皆鞭杖遣之，有助于敦煌人口逐步回升。在仓慈的努力下，敦煌的社会经济稳定了下来，汉末魏初一度萧条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活力。

西晋“永嘉之乱”后，放眼天下，只有河西走廊和长江以南社会安定，中原人民纷纷南渡或西迁。当时，有大量的中原家族和士人来到河西走廊避难，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大儒广纳门生，修典作著，成就了著名的河西儒学和五凉文学。

唐代为了治理西域、巩固河西，中原王朝向敦煌的政策性移民接连不断，造就了敦煌的繁华。敦煌地处西域、漠北草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四大地理单元的交汇之地，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都曾在这里生活。另外，在北朝至隋唐的这一段时间内，因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漠北、西域和中亚各种民族的商贾沿丝路来到敦煌经商或定居，成为敦煌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具鲜明特征的是来到敦煌的粟特人。粟特人原本居住在中亚，在今天的阿姆河流域繁衍生息，以国为姓的他们逐渐形成了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等姓氏，这就是著名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在敦煌留下了许多史迹与文物，最著名的要数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燧考察时，发现的八封粟特文信札，开启了粟特学研究序幕，体现了敦煌的多元文化内涵。

宋代时期，西夏占领敦煌，此后西夏的党项人、甘州的回鹘人、元代蒙古人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明将傅友德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拿下瓜州，敦煌才再一次进入中原王朝的怀抱之中。占领河西走廊之后，新生的明王朝仍旧受到北方蒙古部的军事威胁，而甘肃东部成为明朝防御蒙古部的重点。冯胜的兵力稀少，5万人驻守河西走廊都已经是捉襟见肘，沙州和瓜州处于蒙古和西域的夹缝之中，这里是平坦的绿洲和戈壁地形，无险可守，很容易受到两方的联合攻击。另外，自唐代吐蕃占领西域之后，这里先后经历吐蕃、于阗、回鹘、察合台汗国等统治，与中原脱离六百余年，朱元璋认为这里是化外之地，不属于泱泱中华，所以不受重视，紧邻西域的瓜沙等州也同时被忽视。再加上蒙元时期的过度放牧，瓜沙地区土地沙漠化极为严重，从明朝“重农抑商”的角度看，浪费军力守护这种贫瘠的土地是不划算的。于是，冯胜在撤军的时候，就修建了著名的嘉峪关。

后来，为了进一步拱卫嘉峪关的安全，又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关西七卫，即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等，敦煌地区由沙州卫管辖。关西七卫因靠近西域，随着吐鲁番王国的强大，逐步吞并了敦煌，朝廷将关西七卫的百姓全部迁到嘉峪关内，敦煌陷入无人之境。

到了清代，康熙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敦煌成为清王朝的领土。当时敦煌史书记载“沙州人烟甚稀、不成村落”。公元1720年，清军西征准噶尔部，进军至吐鲁番，长期受准噶尔部打压的额敏和卓率众归顺清朝。为了充实边防和安抚新归附的额敏和卓部，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清廷下令额敏和卓率部万余人迁居瓜州。乾隆年间，额敏和卓先后参与到乾隆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天山南北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疆土，这片土地因此命名为“新疆”。额敏和卓眼见故乡光复，就在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率领在瓜州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部众返回了吐鲁番。

除了维吾尔族之外，清政府还从中原一带迁移了很多汉民。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敦煌设立了沙州所，1725年升格为卫。为了补充敦煌地区的人口，充实敦煌实力，开发敦煌，进而保卫新疆。清政府从当时甘肃56个州县开始实施移民政策，共调去了2400户，计万余人 。为了便于组织和管理，制定了“乡—农—坊—甲”制度，史籍所载清代敦煌坊名有“兰州坊、靖远村、秦州坊、岷州坊、静宁坊、陇西坊、华亭坊”等。时至今日，敦煌的地名中仍然有着移民的烙印，比如敦煌市西有“肃州镇”，转渠口镇有个村子叫“漳县村”。

更有趣的是，在宋代开凿的莫高窟第233窟中的佛坛东面，绝大多数清代供养人的题名属甘肃东部地区户籍。从图像上看，供养人头顶都戴纬帽，顶戴花翎，身穿黑色长袍马褂，手持经卷。从服饰特征看，是清代官服，可见众人属清廷地方官家。他们应该是这批移民中的管理人员，他们从甘肃东部地区迁到敦煌，成为移民重建的领导者，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他们身着官服在莫高窟233窟集中出现，显然是官方行为，面对重建家园的艰巨重任，他们借莫高窟的仙岩佛窟，为当地百姓祈福，展现出对社会的责任感。同时，作为甘肃东部地区之人，他们携故乡佛教之信仰，参与到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重修重建之中，接续了敦煌石窟的营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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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入迁之前，敦煌长期处于荒原状态或游牧草场，人口密度很小。

最初的移民就是敦煌最早的“创业者”，他们筚路蓝缕，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调适生活方式，经过多年发展，当地自然地理的潜力被发掘出来，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文化逐渐积淀，商业贸易从无到有，敦煌兴起了一大批的商业市镇，使本地成为联结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地，是西域路上极为重要的中转站。

　　移民创造敦煌，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四千年的移民浪潮为敦煌提供了各个维度的多样性，从而造就了多元且丰富的敦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