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会宁进士刘庆笃的前言后语

武志元

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北京城里，寒风凛冽。百姓们忙着置办年货，朝堂上却是忧心忡忡。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在养心殿里举行。当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后，声泪俱下，撕心裂肺地哭诉着：无颜见列祖列宗。是啊，从顺、康、雍、乾、嘉，到道、咸、同、光、宣十帝，共276年的国祚，就在他们孤儿寡母的手中圈上了句号，能不伤心落泪吗？这里，我所关心的是身为二品大员的会宁进士刘庆笃，当时究竟在不在朝？见证那一幕了没有？

当我阅完周大勇编写的《会宁进士刘庆笃》时，虽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譬如杂记、追忆之类，但也生发了不少随想与叩问。

一、“插天”的文笔

刘庆笃1870年出生在会宁县城东关，父亲为“清吏员”，他自幼聪慧，过目成诵，13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陇上名人范振绪称其为“藜阁名家，枝阳世族。初登桂籍，旋讲柳湖，待报捷南宫，遂票签于内阁，是大手笔，入小军机”。奇的是刘庆笃在中举之后的鹿鸣宴上，吟咏的“文笔插天云作篆，词澜浴日艺成龙”的联句，几乎是对自己鸿鹄之志的精准预言。这时的他，踌躇满志，豪气冲天。他成了皇帝身边的“小秘书”,整日里起草谕旨，出纳王命，不是在“文山”中，就是在“会海”里，践行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信条。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刘庆笃学业好、“就业”好，是典型的学霸。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无疑是正确的“废话”。这里我引用一组数据，据科举制度研究者统计，我国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至少考中进士98749人，其中清代26848人。清代共开考112次（三年一次），平均每次录取进士300余人,也就是每年100人左右。甘肃在清代共中进士343人、会宁20人。掂量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进士的“含金量”，恐怕要远胜当今的“双一流”。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级精英人才，历史上许多文学家、政治家、大学者，大多是进士出身。

从平均每年100人的录取率，可以想象“文笔插天”，何其难也。姑且不说刘庆笃“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备考”，也无从查证他究竟有无“头悬梁，锥刺骨”的“寒窗”之苦，单就那时候赴京赶考的旅途颠沛与盘费之大，也非常人所能承受。我们从左宗棠在1873年给朝廷关于陕甘分闱的奏折中看到，甘肃府距西安“近者数百里，远者兰州以西，则三千里或四千里”“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啻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竟有考生不能赴乡试者，皓首穷经，一试无缘”。

回过头来，我们看今天的高考，考场都设在本县域之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今非昔比，让我们感慨良多。

二、历史的悲悯

刘庆笃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可谓是春风得意，高歌猛进，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奋斗”。但步入社会，许多事就由不得他了。丁忧守制之后，他重返京师，正是三十而立，宏图大展时，怎奈庚子国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光绪一干儿人马跑到西边“打猎”去了，他也随扈而行，不离不弃。此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而新桃换旧符，已趋定势。凭他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之既倒。掌管晚清权柄47年之久的慈禧已是心殚力竭，骂名滔天。光绪的百日维新，以六君子上断头台而告终。清廷已朽，苟延残喘，四周已布满干柴，正巧遇上了武昌城里那一支枪的意外走火。终于风助火力，挽歌响起，曲终人散。

我们想知道的是，处在风狂雨骤的政治中枢，刘庆笃是帝党呢，还是后党？他是侍奉那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皇上呢？还是效忠于那个可恨又可怜的老女人呢？

言说刘庆笃，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慈禧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晚年丧国，是大清的掘墓人，可怜又可恨。当时的外交家郭嵩焘曾用“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的12个字，归纳了晚清外交。洋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击碎了“天朝上国”的梦。慈禧的宿命，应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慈禧的乾纲独断，导致了清廷的覆亡，也给刘庆笃的人生带来了剧烈跌宕！

没有叩问，就难以走进历史，就无法用历史的语境，厘清其复杂与诡异。

没有悲悯，历史也就没有温度，也就无法找到历史与我们今天的关联。

生逢辛亥，刘庆笃的“命运交响曲”在42岁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如果没有那一声枪响，以他的二品之衔，若能外放湖广、两广等地历练历练，这个年纪正是修齐治平的黄金期。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让人心生疑问的是“刘庆笃年谱”里显示，他是1914年才回到会宁的。那么，从1911年到1914年的3年，他逗留京城，又在干什么呢？

大勇的文字里，语焉不详。

由于民初的当权者大都在前朝供过职，与进士阶层属于旧雨新知，他们对科举出身的人员比较平和友好，只要稍稍运作，还是能谋到一份差事的。

三年的盘桓与滞留，刘庆笃是难舍难分？还是在寻寻觅觅呢?

让我们将镜头拉回到那些年的北京城:袁世凯、段祺瑞、张勋、徐世昌……一个个政治狂人，把时局整得很乱，把水搅得很浑。从皖系、到直系、奉系，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地换“马甲”，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狠人上场，猛人翻车，愚人出局，高手登台。时不时地，还有革命党人行刺的夜半枪声。

当然了，作为那个时代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都面临一场艰难的抉择，是“一臣不事二主”，还是顺时应变，再显身手呢？

古人有以诗述史，以诗代记的传统。或许，我们的问号，在刘庆笃5集的《镜仁堂诗草》中就有抒发和表达，遗憾的是，这本诗集找不见了。抑或是在清末民初与他有过交集的人物史料中有记载。倘有感兴趣者，可循此钩沉。

三、无奈的解药

心病，还要心药治。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曰魏晋风骨，诗酒年华。这些药方，都是现成的。服用与否？刘庆笃在彷徨中犹豫了三年。最终，他远离了庙堂的喧嚣，如同纳兰性德诗中写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我们可以推想，在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他踩着“七十二道脚不干”的泥泞，回到了祖厉河畔那座弥漫着乡愁的老屋。

他的人生，从此“翻篇”了。

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懒隐斋”，自题楹联：“引壶觞以自酌，无案牍之劳形”。上联取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下联取自刘禹锡的《陋室铭》。这，就是解药，他，释怀了。

古往今来，一个人最深的脚印，往往留在最泥泞的路上。

或许今人为刘庆笃叹惋悲悯，只缘刘确属少年得志，起点高，所以期望值就高而已。按常人论，他已经是门楣光耀，可圈可点的人物了。何况，世间没有一马跑出头的人生，每个人都有酸甜苦辣，荣辱沉浮乃寻常事。

归隐后的刘庆笃似乎淡出江湖了。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看出，他想“隐”，也“隐”不了；想懒，还懒不成。他被请“出山”，先是主编纂修《会宁县志续编》，后又担任《甘肃通史稿》总校，还为镇原、隆德等县志以及友人著述作序题诗。

1919年他母亲去世,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送来了挽匾。他在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寄来的剧照上写道：“九畹（梅兰芳，字畹华）云界石根断，寥落西飞雁”。那年头，照相是贵族们玩的事，寄赠照片，胜似今天的名人字画交流，梅氏不避前朝旧臣之嫌，寄来玉照，可见两人交情甚笃。刘比梅年长20余岁，有音乐天赋，时人言其“凡音乐技艺一学即会”。刘善胡琴，两人在京剧艺术方面有很多交流。辛亥年后，刘挂冠归里，梅为其治办行装，剪除发辫。后知刘生活窘困，曾数次邮资接济之。

由此我又萌生一问：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恢复帝制，做了83天的皇帝梦；1917年6月，张勋率5000“辫子兵”，拥戴溥仪复辟，挂了12天的龙旗，等等。身处天高皇帝远的会宁，刘庆笃知道吗？倘若知道，他又会有何反应呢？

耦断了,丝还连否?

1929年（民国十八年），会宁荒旱，地方不宁，刘庆笃旅居兰州。

1936年10月26日，刘病逝于兰州。范振绪撰文追悼，对其一生给予精当评述。省城社会名流如邓宝珊等100多人前去致吊并送挽联挽幛。

呜呼！片云在天，滴水知海。刘庆笃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的侧影与折射！

从1936年至今，也不过是八九十年时间，刘庆笃这位会宁近代历史名人的诗词文赋，许多已隐入尘烟，杳无踪迹了。《会宁进士刘庆笃》中着墨较多的还是他的书法作品。身为近臣，他常常书写的是“奉天承运,皇上诏曰”之类的“馆阁体”，这也是他学识渊博，才华过人的一种印证。现存他的书法作品，确如人们所评，有唐楷之功力，欧体之精髓，兼收并蓄颜之深厚，赵之妍美。一言以蔽之，见字如面，圆通工稳。

应该肯定的是，大勇的虔诚与执著，他的专业与特长是中医，但他“勇”于跨界，让人刮目。当然了，这本文集在史料史实的考据、体例章节的布排、文字语法的运用等方面，还需要淘沙沥金，下功夫打磨。还是那句话：瑕不掩瑜。

刘庆笃

□周卫宏

北平告急。

一个王朝在你的护持下，

颠簸西来。

车要跑散架了，

马要跑散架了，

你知道，你嶙峋的骨骼千万不能散架。

不需要给你贴什么标签，

改良派也好，保皇派也罢，

那都不能说明你的一切。

你是梅兰芳戏文里的一句唱词，

你拉动的胡琴悠扬里，

还是那段千古佳话。

怎么听，

都像高山流水。

　　摘自《会宁诗志》